我的爸爸來自熱河 已經不存在的地名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我的爸爸現在92歲，他的老家在中國熱河省，但爺爺的事業在嫩江省，長年在嫩江工作，所以我小時候的身分證上寫的籍貫是嫩江省東興縣，但是中國政府後來重劃省分，這兩個省都被併掉了，現在既沒有熱河省也沒有嫩江省，所以爸爸戶籍上紀錄的是不存在的地名。

  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當然老家的地方是在的，那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，叫做根德營子村(清朝軍隊紮營地)，只有小學，每周一三五才有市集買賣東西。小學的最後兩年，爸爸和村子另外兩個孩子考上離家30里路的二十家子優等小學，住在像監獄似的鴿子籠宿舍，睡覺時擠得背靠背睡。伙食極差，靠著每周從家裡帶來的一小潭的炒鹽豆(加肉末)配飯吃，因為實在太苦，另外兩人念兩三個月就放棄了。這中間有一年爸爸腳受傷，無法長途跋涉上下學，還轉學到北京念了一年，順便治療腳。當時是住在他爺爺的弟弟家(他稱他為老爺)，和老爺的女兒(他的姑姑)因年齡相近，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後來竟成為他遷台後最常聯絡的親人呢!

 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小學畢業後，一個村只有爸爸一人考上朝陽縣立中學(朝陽國高，四年制)， 那是120里路外，這回不能每周回家了，只有放長假時，先搭兩輪用馬拉的貨車到二十家子，馬車早上從朝揚出發，走80里路到二十家子時已是傍晚，只好摸黑翻山越嶺的拼命跑三四十里路回家。

 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求學雖是如此辛苦，但鄉下孩子的程度終是比不過都市人。當時進大學要靠學校推薦，爸爸的成績不夠好，進不了推薦名單，幸好家族有良好人脈，慈善會會長幫忙找到日本防疫學校可念。那可是一個極特殊的學校，在長春市，學生都是日本人，爸爸是唯一的中國人。學校待遇也特別好，一般老百姓都吃高粱，學校學生卻吃大米。但爸爸只念一年，就回家鄉了，因為他說學校教的都是以毒物害人的作戰方略，不是中國男兒該走的路。

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所以他回熱河朝陽找了到農業經濟合作社工作，運氣好被派到根德營子村老家當主任，負責配給米、糖、鹽、油等食物，但好日不長，竟被警察偷了一百多斤油，那當然是賠不起!只好開始逃亡之路，還連累了三大爺(三伯父)被關。爸爸逃到嫩江省，做東興縣縣政府辦事員，一直到共產黨來，東興縣淪陷，全部的地主都被抓進了監獄。雖然後來被放出來，但家產被據，一夕之間一無所有，只好開始真正的流浪生活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那幾年的流浪都是靠著死去爺爺的朋友的庇護，先到哈爾濱再到長春，從哈爾濱到長春時，坐火車到了鴨綠江岸，因為岸的兩邊各是共產黨與國民黨，正面對幹，火車就不通了，只好下車，等夜間偷度過河。此時兩邊都放槍，共產黨不讓逃，國民黨不讓進，打得拼拼乓乓的，偷渡船在槍林彈雨中行進，下了船，離岸還遠，得走河岔子，一腳水一腳泥的走，竟要走個半天，從半夜走到天亮-----。

         好不容易到長春，住在爺爺開的慈善會分會，幸還在東北流亡學校念了一段書呢。隨著共產黨的腳後，後來再逃到瀋陽，靠著語言優勢，在日本人開的啤酒廠做事務員，算是安歇最久的一段時間，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，但終還是淪陷了，只得再逃到北京，投靠四爺爺(爸爸的爸爸的叔叔)。這時才得機緣報考警官學校(中央警官學校第四分校)，開始獨立了，逃亡卻沒有結束，變成跟著學校繼續逃亡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在北京不到一年，中央警官學校開始遷校，第一站是南京(中央警官學校北校)，情勢變化很快，第二站就到廣州，當時南京、廣州、東北、北京、西北共五個分校八百多學生都集合在廣州上課，念到38年畢業分發。只是那時大部分的地區都被共產黨佔領，只剩台灣、重慶、廣州、雲南、成都、衡陽、廣西等地還歸國民政府管轄。分發憑個人填寫的志願，爸爸說，他一路從東北下來，被共產黨追著逃，家人都無法連絡上了，而他因愛吃香蕉，在三個志願欄上都填上台灣、台灣、台灣，而這80個被分發到台灣的人竟是最幸運的，因為被分發到他地的，去報到時也淪陷了，馬上成為戰俘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這三個都寫上台灣的志願卡，改變了爸爸的一生，他當時24歲，如今在台灣已生活了68年，而地圖上再已找不到家鄉的地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