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爸爸來自熱河 太陽花學運的始祖?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話說八十幾個被中央警官學校分發到台灣的畢業生，本來應該是實習員(中央警官學校畢業的編制)，但其時中央政府各項作業都沒有上軌道，真的是邊跑步邊整隊，這一批人全被錯編為實習警員(警察學校畢業的編制)。爸爸和五個同學初生之犢不怕虎，竟然狀告監察院又行政院的，當時警界最高長官是吳國禎，很開明，就接見了這幾個原告，爸爸說，長官大概是留過洋的，一邊看券宗，一邊連說了好幾個:NO,NO,NO,NO，最後指示警務處辦理，還給他們公道，八十幾人都受益了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因為制度尚未完善，每一個人在不同單位自是際遇不同，不過普遍就是又窮又苦。以爸爸為例，沒有宿舍，租不起房子(爸爸說:當時的薪水，連吃飽都有問題)所以在辦公室足足住了兩年，晚上就睡在兩個辦公桌上。後來分局長看他們可憐，找到一個因在公廁旁邊，沒人要住的日式房子，四個榻榻米大，他和趙伯伯合住。那時的廁所其實只是個簡便圍起來的溝渠，所以真是臭到不行的，但到底是沒魚蝦也好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爸爸的官運倒不錯，附近麵包店的老闆常請他吃麵包，有一回聊到台北市有巡官出缺的事，正巧麵包店老闆和新任警察局長兩家熟識，說了些好話，竟讓爸爸成為黑馬，跌破大家眼鏡的在同學中先升了巡官；而當時的荒郊野外，現在的南京松江路口要成立新的派出所，爸爸得原分局長的賞識，再被推薦去做主管。後來除了得到去日本留學的機會，還因有特別的推薦信而可以在大使館工讀，一個月多了300美金的酬勞呢!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因為經濟不成問題，使爸爸進修兩年後，再申請念研究所。可惜日本在政治上開始倒向中國大陸，有一次中國紅十字會代表中國赴日訪問，名義是民間團體，實為官方互往，於是爸爸等留日學生，就號召日本警察大學的日本學生和台灣留學生到機場抗議，結果爸爸就因此被日本政府列為黑名單被遣送回台了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我聽這六七十年前的事，怎麼陳情、抗議、示威、遊行-------等等，和現在沒甚麼兩樣呢?想來爸爸可算是太陽花學運的始祖吧?!

我的爸爸來自熱河 話說秋瑾輪

          民國35年爸爸在北京開始念中央警官學校，但後來學校隨著國民政府一路南遷到廣州，最後在廣州念了五個月後畢業。那是民國38年。整個中國只剩重慶、雲南、成都、衡陽、廣西等地還歸國民政府管轄，中央政府內政部就在廣州分發志願，畢業生按志願分發到這些還未淪陷的地方，八百多個學生中共有八十幾個學生填台灣。爸爸因和家人都連絡不上了，心念一轉，就在志願卡上三個欄位都寫上台灣。

   

         但時局亂得人人自危不保，這八十幾個學生應到台灣報到，卻沒有交通工具，有趣的是，每個人身上都背著一把38步槍，因為那是學校財產，逃難時學校要每個人幫忙揹一隻。大夥兒先找到一個貨輪，但上了船就被輾下來，說是貨輪不能載人。但岸邊每艄客輪都是滿的，學生們打聽到有一艄秋瑾輪，是政府留著要接國民代表、立法委員等大官上船的，於是就霸王硬上弓，持著槍硬是上船，最後被安排坐在甲板上，不能進船艙。

   

     不料開船後，有個住在客艙國大代表的兒子嫌甲板上的學生們吵，就出來罵人，學生們正好拿他當出氣筒，拿出槍桿就要槍斃他。嚇得國大代表的爸爸下跪磕頭求饒，最後艦長出來調解也替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求情。學生提條件要提供伙食，吃完了，為抗議伙食不如客艙，大家還把裝食物的盤子全丟到大海裡去了。老爸爸近七十年後講起這段往事，還是大有出一口氣的爽快!

      

    一時驚險、一時爽快，問題是接踵而來。到了台灣，官員和家屬們都下船了，學生卻因沒有入境證不得入境，滯留船上兩天，等內政部交涉。最後這群學生被安排到警官訓練班當了幾個月學員，再編制實習警員分發到各縣市當警察，終於是安定下來，當時中央警官學校尚未在台復校，而爸爸這批八十幾個學生就在台灣各地生根落地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爸爸被分發台北第三分局，是他在台灣的第一步，經過多年抗日戰爭、國共內戰，驚魂甫定的他，靠著年輕，幸還意氣風發，開創他當時認為充滿希望、現在想來滿是感恩的人生。但這幾十年，他始終錢不離身，皮夾永遠放褲袋，睡覺時就擺床頭，他自嘲說:錢是血脈啊!是真的，他們那一幫子出生入死逃難出來的，真正的血脈大都斷了，靠著年輕能吃苦，攢了錢才得以安定。看是安定一甲子了，那硬生生被斬斷的血脈啊，說是通了，怎麼就不對路，無法安在心上呢?!

我的爸爸來自熱河 已經不存在的地名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我的爸爸現在92歲，他的老家在中國熱河省，但爺爺的事業在嫩江省，長年在嫩江工作，所以我小時候的身分證上寫的籍貫是嫩江省東興縣，但是中國政府後來重劃省分，這兩個省都被併掉了，現在既沒有熱河省也沒有嫩江省，所以爸爸戶籍上紀錄的是不存在的地名。

  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當然老家的地方是在的，那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，叫做根德營子村(清朝軍隊紮營地)，只有小學，每周一三五才有市集買賣東西。小學的最後兩年，爸爸和村子另外兩個孩子考上離家30里路的二十家子優等小學，住在像監獄似的鴿子籠宿舍，睡覺時擠得背靠背睡。伙食極差，靠著每周從家裡帶來的一小潭的炒鹽豆(加肉末)配飯吃，因為實在太苦，另外兩人念兩三個月就放棄了。這中間有一年爸爸腳受傷，無法長途跋涉上下學，還轉學到北京念了一年，順便治療腳。當時是住在他爺爺的弟弟家(他稱他為老爺)，和老爺的女兒(他的姑姑)因年齡相近，建立了深厚感情，後來竟成為他遷台後最常聯絡的親人呢!

 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小學畢業後，一個村只有爸爸一人考上朝陽縣立中學(朝陽國高，四年制)， 那是120里路外，這回不能每周回家了，只有放長假時，先搭兩輪用馬拉的貨車到二十家子，馬車早上從朝揚出發，走80里路到二十家子時已是傍晚，只好摸黑翻山越嶺的拼命跑三四十里路回家。

 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求學雖是如此辛苦，但鄉下孩子的程度終是比不過都市人。當時進大學要靠學校推薦，爸爸的成績不夠好，進不了推薦名單，幸好家族有良好人脈，慈善會會長幫忙找到日本防疫學校可念。那可是一個極特殊的學校，在長春市，學生都是日本人，爸爸是唯一的中國人。學校待遇也特別好，一般老百姓都吃高粱，學校學生卻吃大米。但爸爸只念一年，就回家鄉了，因為他說學校教的都是以毒物害人的作戰方略，不是中國男兒該走的路。

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所以他回熱河朝陽找了到農業經濟合作社工作，運氣好被派到根德營子村老家當主任，負責配給米、糖、鹽、油等食物，但好日不長，竟被警察偷了一百多斤油，那當然是賠不起!只好開始逃亡之路，還連累了三大爺(三伯父)被關。爸爸逃到嫩江省，做東興縣縣政府辦事員，一直到共產黨來，東興縣淪陷，全部的地主都被抓進了監獄。雖然後來被放出來，但家產被據，一夕之間一無所有，只好開始真正的流浪生活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那幾年的流浪都是靠著死去爺爺的朋友的庇護，先到哈爾濱再到長春，從哈爾濱到長春時，坐火車到了鴨綠江岸，因為岸的兩邊各是共產黨與國民黨，正面對幹，火車就不通了，只好下車，等夜間偷度過河。此時兩邊都放槍，共產黨不讓逃，國民黨不讓進，打得拼拼乓乓的，偷渡船在槍林彈雨中行進，下了船，離岸還遠，得走河岔子，一腳水一腳泥的走，竟要走個半天，從半夜走到天亮-----。

         好不容易到長春，住在爺爺開的慈善會分會，幸還在東北流亡學校念了一段書呢。隨著共產黨的腳後，後來再逃到瀋陽，靠著語言優勢，在日本人開的啤酒廠做事務員，算是安歇最久的一段時間，也就是兩三年的時間，但終還是淪陷了，只得再逃到北京，投靠四爺爺(爸爸的爸爸的叔叔)。這時才得機緣報考警官學校(中央警官學校第四分校)，開始獨立了，逃亡卻沒有結束，變成跟著學校繼續逃亡。

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在北京不到一年，中央警官學校開始遷校，第一站是南京(中央警官學校北校)，情勢變化很快，第二站就到廣州，當時南京、廣州、東北、北京、西北共五個分校八百多學生都集合在廣州上課，念到38年畢業分發。只是那時大部分的地區都被共產黨佔領，只剩台灣、重慶、廣州、雲南、成都、衡陽、廣西等地還歸國民政府管轄。分發憑個人填寫的志願，爸爸說，他一路從東北下來，被共產黨追著逃，家人都無法連絡上了，而他因愛吃香蕉，在三個志願欄上都填上台灣、台灣、台灣，而這80個被分發到台灣的人竟是最幸運的，因為被分發到他地的，去報到時也淪陷了，馬上成為戰俘。

  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這三個都寫上台灣的志願卡，改變了爸爸的一生，他當時24歲，如今在台灣已生活了68年，而地圖上再已找不到家鄉的地名了。